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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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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字任之,江苏省上海县人,1902年,盛宣怀派他到英国留学,就读于雪菲尔德大学,学习冶金。他1908年学成归国,1909年被聘为汉阳铁厂工程师,是当时厂里唯一的中国工程师,也是我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

  吴健回国时,汉阳铁厂改造工作已初见成效,扩建工程正在进行,钢铁生产迅速发展。他积极投入了汉阳铁厂的扩建和生产工作,得到了李维格总办(厂长)的青睐,成了李的得力助手。

  汉阳铁厂在1908到1910年的三年中,先后增建250吨(477立方米)高炉一座,30吨马丁炉(平炉)四座,150吨混铁炉一座,以及部分轧钢设备和附属设备。当时它成了我国唯一的钢、铁、轧俱全的钢铁企业。随着建设的不断进展,生产也大有发展。吴健为此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后,吴健被汉冶萍公司任命为修复汉阳铁厂的工程总负责人。1913年5月,公司董事会任命他接替李维格为汉阳铁厂坐办(即厂长。原称总办,1912年改称坐办),兼任化验股股长。是年冬,吴健又被委任兼管大冶铁厂的筹建工作。

  1916年,汉冶萍公司改革厂矿领导体制,吴健被任为汉阳铁厂厂长。同年6月,大冶铁厂组建,他又被任命兼大冶铁厂厂长。经他一再请辞后,公司于1916年9月委任李维格为大冶铁厂厂长,吴健兼副厂长。1917年6月,李维格辞去大冶铁厂厂长职务,公司又任吴健兼大冶铁厂厂长。1923年5月,吴健被调到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公司任职。1931年5月,重返武汉,任汉口商品检验局局长兼扬子机器公司高级顾问。

  抗日战争开始后,于1938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联合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组织拆迁汉阳铁厂、大冶铁厂部分设备和六河沟铁厂的炼铁炉至重庆大渡口重建。吴健应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邀请,参加了迁建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吴健旅居四川,曾任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曾任中学英文教师。

  汉阳铁厂是汉冶萍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近代最大、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它于1890年筹建,1894年投产。在1911年以前,该厂的钢铁产量几乎占全国产量的100%〔1911年全国产钢铁131977吨,(不含土钢铁),汉阳铁厂产131976吨〕,是我国的钢铁命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汉阳铁厂在战事中受到炮火损坏,全部停产。辛亥革命胜利后,要求迅速修复炉机,恢复生产。但原来主持该厂工作的国外技术人员已在战事中全部遣散回国,恢复工作将全由我国技术人员负责进行,吴健被任命为工程总负责人,凭借他前几年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学识,率领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技术人员金都生、严恩?等顺利地开展了这一工作。经过大家的努力,修复工程进展迅速,1912年11月,两座100吨高炉和部分马丁炉修复投产,其他设备也陆续修复。1913年基本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生产水平。当年产铁67512吨,钢42631吨,只是由于其他行业恢复较慢,市场需求量小,加上进口钢铁的竞争,销售量只达到产量的75%,铁厂还处于亏损状态。

  这一段工作的最主要特点是:过去汉阳铁厂的技术工作都掌握于外籍工程师之手,全仗洋工程师维持建设和生产。唯有这一次,对这样庞大的近代新式钢铁企业恢复投产完全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独立完成,这在汉阳铁厂是第一次,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也是最早的一次,表明从这时起,我国钢铁技术人员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钢铁工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钢铁需求量骤增,价格暴涨,特别是欧洲各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给汉阳铁厂创造了大好时机。吴健及时组织职工一面积极生产,一面扩建设备。1914年就生产了130846吨生铁,51252吨钢,均超过了辛亥革命前的最好年份――1910年。以后几年,一直保持着这一势头,并于1915年动工兴建4号高炉(250吨,477立方米)和7号马丁炉(30吨),均于1917年建成投产。至1919年生铁产量达166096吨,达汉阳铁厂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汉阳铁厂整个历史阶段的最高纪录。

  辛亥革命时,汉阳铁厂一度停产,故1911年又开始亏损,自1913年起,亏损情况逐年好转,到1916年,盈利开始激增。从1916到1919年,汉冶萍公司共盈利达1160万元。

  1914到1919年,是汉阳铁厂的鼎盛时期。这段时间中先后参加汉阳铁厂生产和建设的技术人员有:卢成章(曾任炼钢股股长)、杨卓(曾任炼钢股股长)、严恩?(曾任炼铁股股长)、陈廷纪(曾任炼铁股股长)、翁德銮(曾任轧钢股股长)、黄金涛(后曾任汉阳铁厂代厂长)、胡博渊(后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矿业司司长)、吴蕴初(曾任汉阳铁厂化验师)、王宠佑(曾任大冶铁矿经理)、金都生、李鸣和等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汉阳铁厂1、2号高炉停产,1921年北洋政府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阳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至此汉阳铁厂炼钢部分全部停产,并日趋衰落。

  1913年前,汉冶萍公司受到一系列挫折,亏损银累计达320万两,到了“非扩充出货不足以挽救”的地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市场上的钢铁价格猛涨,公司决定“大举扩充,”以图事业的发展。

  1913年冬,公司董事长盛宣怀命吴健兼管大冶铁厂的筹备工作,自此,大冶铁厂的筹建和投产都在吴健的主持下进行。在这一工作中他既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和扰乱。

  日本人早在1897年筹建八幡制铁所时,由于缺乏铁矿和生铁,就一直觊觎我国大冶的铁矿石和汉阳铁厂的生铁,企图用预借款形式控制汉冶萍公司。而公司决定筹建大冶铁厂却无资金,这正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遂入其股,于是签订合同。合同规定一切工程与购办器械以及出入款项等事宜,无论巨细,均须与日方顾问协商进行。至此,汉冶萍公司遂完全控制于日人之手。

  吴健受命后,即与美国麦基专业设计公司接洽,拟请代为规划招标。同时吴健又派员与麦基公司人员一起到大冶进行为时六个月的实地考察,订出工程一年竣工的建厂方案。但这一方案被公司以所谓“索酬过巨”而否定,并将建设大冶铁厂工作交给公司最高工程顾问日人大岛道太郎全面负责。

  当时计划要安装“最新最良之化铁炉(高炉)”,把大冶铁厂建成一座新式的钢铁厂。1914年10月,公司委派吴健与大岛道太郎前往英美两国考察炼铁新法和招标订购炉机。吴健、大岛道太郎考察了格利、多勒两家工厂,收到英美两国五家制造商的标单。其中以摩尔根(Morgan)制造公司的价格最低,而且所投的标单和图样最为详细。根据吴健的建议,汉冶萍公司已决定向摩尔根制造公司订货,不料又被日本三井洋行从中插手,串通公司董事王子展,打乱了订购高炉设备的计划。最后改由三井洋行经手,于1915年11月转向美国列德干利公司(Reter Conly Co.)订购了日产450吨(796立方米)铁的高炉两座。时过不久,列德干利制造公司以“料价上涨”为由,要挟汉冶萍公司加价,继又时值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禁止钢铁设备出口,一再拖延交货。直到1920年底,两座高炉的设备遂大部分交齐,拖延了建设时间5年,使大冶铁厂错过了钢铁生产的大好时机,而且大大增加了建设费用。

  吴健和大岛道太郎自1915年从英美两国考察回国后,曾着手工程设计和预算建厂经费。但公司又以“耗资过巨,筹措艰难”为由削减了部分项目。

  1916年,汉冶萍公司委任大岛道太郎为大冶铁厂建厂总工程师,并兼任工程股股长,总管全厂的工程事务。在设计施工中,他独断专行,不接受吴健意见,在工程技术和施工质量上产生很多错误和问题。给以后高炉投产造成极大困难。

  大岛道太郎设计的大冶铁厂高炉煤气系统未设精除尘设备,而每座高炉又只设三座热风炉(两座用于燃烧加热热风炉格子砖,一座用于加热高炉热风)。吴健认为,不设精除尘设备的煤气系统,煤气含尘量高,用这种煤气燃烧热风炉,容易堵塞热风炉气流通道,高炉难于长期顺利操作。为此,他建议每座高炉增加一座热风炉,用于交替清灰,保证清理热风炉时仍能正常生产。但大岛道太郎坚决不同意,坚持每座高炉只设三座热风炉,结果造成了投产后的困难。在建设高炉1500吨水塔时,又由于大岛道太郎设计错误和建设中的偷工减料,在试水时渗水倒塌,造成塔毁、房倒、人亡的严重事故,1号高炉的开炉时间也不得不因此推延了4个月。

  1921年冬,大岛道太郎病死,吴健兼任大冶铁厂总工程师。公司派炼铁专家严恩?协助吴健组织1、2号高炉的开炉工作。1号高炉于1922年3月开炉。此时大岛道太郎虽已去世,但遗患未已。先是因设计错误,吊车出轨,继又因高炉钟盖铁索屡断,启闭不灵,加料困难,最终导致炉缸冻结,被迫停炉。开炉仅14天,产铁仅1000多吨,一代高炉就停产了。

  2号高炉于1923年4月开炉,吴健汲取了1号高炉的教训,细加准备,顺利开炉。只是由于焦炭供应不上,每天平均产铁仅355吨,焦比1.13吨焦/吨铁,未能达到设计能力(450吨)。但2号高炉的投产,对偿还日本的债务,支持汉冶萍公司摇摇欲坠的局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法律顾问:大成律师事务所 杨贵生律师 电话 Email:gu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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